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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福彩票平台:他是开国大校,万岁军副军长,孙

新中国的开国将领中,很多人十几岁就参军了,比如开国大校韩曙,参加红军时年仅13岁。韩曙这个名字虽然很多人不熟悉,但他曾担任过著名的“万岁军”副军长,而且他的孙女是当红女星,在大陆几乎无人不知。

韩曙1922年出生于山西灵台县,幼年以给地主家放羊为生,由于家境贫寒,仅仅读过2个月的书,字只能认识几个。

1936年,红军长征达到陕北后,13岁的韩曙怀着满腔热血,参加了红军,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由于韩曙作战勇敢,表现突出,仅仅一年后,他就被允许破格入党。

这对14岁的韩曙来说,简直是莫大的鼓励。

紧接着,抗战爆发了。韩曙被调任至林彪手下的八路军115师,历任团宣传员、分队长、营青年干事、指导员等职。由于工作突出,之后又被派往新四军总部,担任团政委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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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韩曙先后任新四军独立旅营长、东北民主联军师作战科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团长。由于带兵有方,立下不小战功,也因为此,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他立刻就接到志愿军总部调配命令,担任志愿军39军117师副师长,入朝参战,后升任师长。

1955年新中国首次授衔,由于韩曙1936年才参军,资历较浅,此时年仅33岁,因此与开国将军失之交臂,被授予开国大校军衔。之后,韩曙被分配至军事学院,担任战役教员一职。后成为素有“万岁军”之称的38军副军长,此后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做到退休。

2004年,韩曙在苏州病逝,享年82岁。

韩曙虽然名气在开国将领中不算大,但他的孙女却在大陆无人不知,她就是当红女星韩雪。

韩雪一直以来的身世背景都令人好奇,说什么的都有,其实那些都是杜撰的,韩雪只能算是老红军的家庭,爷爷也仅是开国大校而已,要知道新中国授衔时,单单开国将帅就有1600余人,开国大校更是有1200余人,所以韩雪的家世并不算显赫。XLW

提起在娱乐圈的开国将帅后代,很多人都会想起韩雪,想起柯蓝,其实,还有一位开国少将的孙女,虽然在娱乐圈名气不是很大,但却被国外媒体连续三年评为“中国第一美女”,把范冰冰都甩出去几百里。

这位开国少将,名叫朱虚之,浙江临海人。

朱虚之早年在国民党军事交通技术交流所学习,后来加入了红军的队伍。大家都知道,战场指挥离不开通讯,一旦通讯断了,就像人的耳朵聋了,对战争的影响极大,因此朱虚之到了红军后,立刻受到了优待,成为我军少有的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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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朱虚之担任八路军总部无线电大队副大队长,在平型关大捷中,前线指挥的林彪跟总指挥朱德之间的联络,就是朱虚之一手操作的。

解放战争时期,朱虚之被派到东北,担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通信部政委,成为四野通信工程的创始人之一。

建国后,朱虚之担任空军司令部通信处处长等职,并于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将。

2000年11月8日,朱虚之在北京病逝,享年88岁。

朱虚之有四个孩子,其中次子朱汉滨生了个女儿,名叫朱珠。

也许是继承了爷爷的革命情怀,朱珠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了独自环球旅行,足迹遍布亚洲、欧洲、美洲,为她日后的国际化风格奠定了很大的基础。

朱珠最为人所知的,是她在《MTV天籁村》的主持。2005年,21岁的朱珠参加了MTV全球音乐电视台举办的一次比赛,获得北京赛区冠军,从此开始了娱乐事业。

后来,朱珠经常在影视剧中出现,比如刘德华、巩俐主演的《谁知女人心》,汤姆·汉克斯、哈利·贝瑞主演的《云图》,还跟尤文图斯的老板传出过绯闻。

2012年有一期《天天向上》,请了四位美女主播,除了朱珠,还有浙江卫视的伊一、安徽卫视的余声、凤凰卫视的竹幼婷。应该说,在那期节目中,朱珠是最惹眼的一个,性感、大方,很有国际化的风格,另外三位美女主播在她面前都黯然失色。

而且,朱珠还有一个非常牛的标签——中国第一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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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评选是国际上一家很有名的电影评论网站做的,从1990年开始,每年都会评选出全球100位帅哥和100位美女。其中,朱珠在2013年、2014年、2015年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美女的第一名。

2015年的榜单中,共有四位中国美女上榜,朱珠排26名,鞠婧排53名,刘亦菲排77名,柳岩排89名。至于我们中国人热捧的范冰冰、高圆圆这些大美女,都没有上榜。

在解放之前,中国经历了抗日战神和解放战争,在长达十几年的过程中,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将领。

后来新中国成立了,有的将领因为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开国上将。而在这些开国上将中,有三位比较特别的,他们分别是陈明仁、陶峙岳和董其武。为什么说她们比较特别呢?

原来他们本是国民党方面的高级将领,因为在解放战争中,他们选择了弃暗投明,率军起义,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很大的贡献,因此被授予上将军衔。

在这几位开国上将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那就是董其武。

董其武有一个外孙女,名字叫李洁。她高中毕业后考上了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由于李洁长得非常秀气,可以说如花似玉,被很多人称为“东方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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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李洁之所以非常出名,是因为她的婚姻充满了传奇色彩,而且她的丈夫是一个身份特殊而且非常有名的人。

那么,她的丈夫到底是谁呢?下面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整个过程。

那还是上个世纪的1977年,十年文革刚刚结束才一年左右,当时董其武身为国家领导人之一率全国政协参观团跑到四川进行考察。而在考察团成员当中,有一个西藏的干部,他的名字就叫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上个世纪的人应该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就是大家熟悉的佛教的代表人物。新中国成立时他以班禅的身份致电毛主席和朱老总以示祝贺,表示拥护新中国,成为一名爱国的佛教人士,后来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属于副国级干部。

那么,李洁和他是怎么认识的呢?说起来也相当有意思。

当年,由于“文革”原因,班禅被关押起来,在漫长的岁月中他觉得很孤独寂寞,后来他和董其武的警卫说,想找个女朋友,警卫就把想这件事告诉了李洁,让她想办法,毕竟她所在的单位女同志比较多,容易找。李洁觉得这样的事情是好事,成人之美,但是起码得先见见面看看这个班禅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吧,不然怎么跟人家别的姑娘说?

不料,班禅一见到李洁,就心动了。看到李洁长得亭亭玉立,如花似玉,班禅见了面就直接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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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洁和班禅聊了一会,觉得这个人还不错,长得气宇轩昂,谈吐不凡,于是不顾家人的反对,硬是答应了,自此成就了一段佳话。而且据说两人的婚事当时还是邓小平亲自给批的。

怎么样,这段婚姻是不是很富有传奇色彩?而且李洁嫁给班禅之后,不仅仅是个人婚姻很幸福,而且对当时西部地区了解沿海地区文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促进了民族团结。

提起李谷一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那首春晚必唱歌曲《难忘今宵》,这首歌曲持续播放了近30年,成为一代中国人的记忆。

李谷一是中国著名的女高音家,国家一级演员,1961年开始舞台生涯,1964年凭借个人首部花鼓戏电影《补锅》,而被观众所熟悉,随后陆续唱了许多知名民歌,红遍大江南北。

李谷一1944年出生于云南昆明,从小就特别喜爱艺术,很有表演天赋,中学毕业后,考入湖南艺术学院专修中国古典舞蹈,从此走向了表演的道路。

1964年20岁的李谷一因《补锅》一炮走红,还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自接见,足见李谷一的演艺实力。然而在感情生活上,李谷一并非一帆风顺,她的第一任丈夫金铁霖是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是中国音乐界泰斗级人物。李谷一曾经是他学生,可惜婚后两人感情上出了问题,而且没有孩子,最终以离婚收场。

李谷一第二任丈夫肖卓能出生于1938年,曾任山东政协副主席,是副部级干部。两人婚后感情很好,育有一女儿。更为厉害的是丈夫肖卓能的父亲肖劲光,他是新中国的开国将军,中国首任海军司令员。毛主席曾经称只要肖劲光在,海军司令就不会换人,肖劲光的几个孩子也都很有出息,其中三个也都成为了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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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劲光1903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小时候家境比价贫困,父母紧衣缩食让他进入新式学堂,肖劲光不负众望,学习也很优秀,14岁时考入长沙长郡中学,16岁时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因为成绩优秀被送往苏联继续深造学习,在苏联还见到了列宁,成为少数见过列宁的共产党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肖劲光任联防军副司令,他领导的军队与八路军第120师合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多次挫败日军对黄河防线的多次进攻,保证了边区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新中国成立以后,肖劲光负责组建中国的新式海军,任海军司令员兼第一海军学校校长。1989年3月29日因病去世,享年86岁。

求学于长沙第一师范时(1914一1918)的毛泽东,正值青春年少,英姿焕发;做事严谨,细心,果断,勇于担当,已然湖南长沙的风云人物。

为救国救民之理想,到处呐喊奔波,成为众多女性同伴钦佩的对象。在众多倾慕者中,敢于打破传统束缚,说出心中所爱,勇于追求他的人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拥有"长江以南第一才女"之称的陶毅。

陶毅(1896一1931),字斯咏,本也是湖南湘潭人,出生于商人之家。由于家里生意越做越大,父亲举家迁往长沙,而陶家后来成了长沙数一数二的富豪。

作为家中的独女,父亲也算开明,一直让她上新式学校,并于1916年考入爱国人士朱剑凡先生创办的长沙市周南女子中学,入师范科二班就读,与中共早期女革命家向警予是同窗和好友,当初著名的"周南三杰"(陶斯咏,向警予,蔡畅)之一。她才华横溢,擅长文笔,性格开朗,是激进的爱国女青年。

著名教育家杨昌济先生一生有三个最得意的弟子: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号称"湘江三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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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符其实,他们都是热血青年,心系苍生的国之栋梁。三人之谊或早或晚,但都成熟于长沙第一师范。由于志同道合,在长沙期间,共同创办了革命团体一一新民学会,志在探求救国救民之道。

在杨昌济先生的介绍下,陶斯咏成了新民学会最早的女会员之一。也在此时,结识了毛泽东,并爱上了他,两人也产生了一段让人羡慕和惋惜的恋情。

陶家是长沙富翁,而毛泽东则是地地道道的湘潭农民之家,虽家境也可,但不可与陶家同日而语,乃天壤之别。再加上毛泽东在当时虽名声在外,但工作生活都不稳定,又有暴力革命的倾向,1916年领导反袁(袁世凯)驱张(张敬尧,时任湖南督军,袁的支持者),后又领导学生运动,工人提薪。

而陶斯咏又是家中独女,因而陶父坚决反对女儿与毛泽东来往,使得两人纯真的爱情戛然而止,令人遗憾和惋惜。

对于陶斯咏这个性格开朗要强,敢于抛头露面,追求所爱的女子来说,她与青年毛泽东的这段恋情是美好的,他们志同道合。

在新民学会里共同探讨如何挽救国家于水火,虽然她提倡教育救国,但也支持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毛泽东,萧子升,易礼容等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她鼎力相助,是出资最多的人之一(十块大洋),一直追随毛泽东左右,出双入对的出现在各种场合,毛泽在是她的初恋,是她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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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爱情对她来说,也是致命的。由于家庭的坚决反对,被迫与毛分手,在内心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期间态度鲜明的拒绝了湖南学生领袖彭璜的追求,且终生未嫁。可想而知,她对自己短暂一生(35岁去逝)的初恋,有多刻骨铭心。

俩人的爱情中止了,但友谊却在延续,也可以说伟人毛泽东也是异常珍惜他与陶斯咏之间的这段感情,在用另一种方式关爱着对方。在1918年和1919年,毛泽东离开长沙去北京期间,还曾不断地给她写信,鼓励她去外地深造。

还于1921年参加完中共一大后返回长沙的途中转道南京,看望了在金陵女大进修的陶斯咏。造化弄人,世间之事,总难完美。毛泽东于1920年在长沙与杨开慧结婚,后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此,她和陶斯咏之间再无相聚,天各一方,彻底失去了联系。

本就在毕业之后任教于周南女中的陶斯咏,则一直践行着自己的理想:教育救国。奔走于长沙,上海,南京等地,创办女校,致力于提高女性地位,培养出了丁玲等著名的女弟子,探索着教育之路,成了当时小有名气的女教育家。本可大有成就,奈何上天不公,在她正值壮年之季,夺走了她年轻的生命,时钟定格于1931年,年仅35岁。

而早已杳无音信的毛泽东,正指挥红军转战于瑞金一带,反击蒋介石的围剿,并不知道故人的离去。也从未见他于后来的生活中提过。他们都把青春献给了历史,却把自己的感情深深的埋藏于心底。

这并非传闻野史,也不是花边轶闻,而是见证于毛主席青年时的好友萧子升(后因坚持无政府主义与毛分道扬镳,于1924年进入国民党政府任职,1949年随蒋去台湾,后去美国,转往南美乌拉圭并终身生活于此,一直从事教育),易礼容(中共湖南的第三个党员,领导人之一,1997年去世,享年99岁)的回忆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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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讷、林豆豆、聂力、陶斯亮被誉为共和国四大红色公主,本文是当事人之一的陶斯亮所写,记述了四个女孩不同的人生经历。

我是不愿翻阅旧相簿的。那永远逝去了的过去,有着我太多太多的快乐和太多太多的幸福,以至我都不愿再去触动它,就像那些陈年老酒,封存的年月越久,反而越舍不得品尝了。

从左至右 李讷,林豆豆,聂力,陶斯亮

可是有一天,也不知是那根筋兴奋了,竟将相簿统统抖落出来,在床上摊了个横七竖八。我打开了其中的一本,纸皮面的,微微有些泛黄,里面全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照片。照片上的那个小女孩是如此的稚气,那双清澈透明、无忧无虑的眼睛,似乎总是在憧憬着一个七彩的梦。

“难道这是我么?我曾经这么年轻过么?”我反复莫名其妙地问着自己。就这样信手翻着,翻着,突然,我的眼光停留在一帧照片上,就再也移不开了。

这是张极普通的黑白照,由于是阴天,整个照片显得乌涂涂的。照片上的四个姑娘并排而立,背景是荒凉的深圳罗湖桥头,时间是1961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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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的姑娘衣着朴素,甚至显得土里土气的,即便是在以朴素为时尚的60年代,像这样的女孩子,也不会吸引行人投来一瞥的。

然而,她们却使我怦然心动,使我百感交集。一种从久远往昔被唤回的迷惘深深攫住了我,以至连现实也变得模模糊糊,不可思议。是的,是的,我很难将照片中的这四个女孩子与今天相联系。

她们是谁?她们的过去是怎样的?如今她们又在哪里?好,让我一一来做个介绍吧。

最左边这个,像个土改工作队女队员似的,是当时被称之为“红色公主”的李讷(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再过来的陕西土妞是林立衡——林豆豆(林彪和叶群的女儿);第三位像知识分子的是聂力(聂荣臻的女儿);顶右边这个像女子钻井队长的便是我。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年轻,多么健壮,又是多么的纯朴啊!

先说聂力吧!她的经历是很独特的,她4岁就陪母亲坐牢,其后,由于革命战争环境的恶劣,她的父母只好将她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她就像旧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村娃一样,在风里雨里、饿里冻里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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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大点又去纱厂当童工,就像夏衍写的《包身工》那样,瘦小的身躯负荷着超强度的劳动,倍尝人世的艰辛,度过了苦难的童年。直到十二、三岁才回到父母的身边。

待我见到她时,她已从苏联学成归来。她毕竟不同于我们这几个半大不小的中学生,她已经是大人了,懂得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一头柔发很适度地烫了边,小翻领的深色衣装更是增添了几分成熟和稳重,白皙的皮肤和红润的面色,使她看上去是那么的健康和富有朝气。

她待人亲切真诚,性格温厚开朗,什么时候都是笑吟吟的,很有股子大姐风度,跟她在一起使人感到松弛舒服,因此我非常喜欢她。

她这年在广州留园与丁衡高结婚,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我从未见过这么隆重又这么简单的婚礼。说简单,是她和丁衡高就那么平平常常地结了婚,日常的装束,没有喜宴也没有贺礼,唯一体现喜庆的是一张大红纸,不知哪位老帅在上面写了首贺诗,内容却忘了,依稀记得诗里含有丁聂的名字。

说隆重么,也是了不得的!因为有一半以上的元帅(还有许多的将军)参加了这场婚礼。聂力的婚礼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从此后我不羡慕婚纱和喜宴,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摆脱传统的现代意识,是真正的洒脱!

以后我去了上海念书,直到粉碎“四人帮”,再也没有见过聂力,但是我可以想象到她“文革”期间的境遇。两年前,有次我与钱老的秘书通电话,她正好在旁,听说是我,就接过电话聊了会儿,依然是直呼我的小名,依然是热情而诚挚的,依然颇有大姐风度。

前年2月份,我陪妈妈去看聂伯伯,本以为能见到她,却不想她开会未归。虽然聂力和丁衡高都已是我军高级将领了(聂力是我军五个女少将之一,以后晋升中将)。但仍尊崇着中国传统孝道,一直陪伴在年迈的父母身边,尽管只住一间小屋子。聂伯伯虽已90高龄,又染病在身,但仍然穿着一身绿军装,使你感到这是位至死不会脱下军装的老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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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元月我陪妈妈去广州参加陶铸塑像揭幕式,聂帅曾给妈妈一信,信上写道:现在羊城故友一一乘鹤而去,故地重游,恐地倍加伤感,因此我不敢再作五羊游!多么朴素而又饱蘸着感情的语言啊!这次见聂伯伯,他又感伤地说:“广东我不想去了,主人不在了(指我父亲),客人(老帅们)也不在了,还去干什么呢?!”望着衰老的聂伯伯,我不由得悄悄红了眼睛。

是啊,广州铭记着父辈们的革命情谊,也保留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友情啊!聂伯伯请我们吃晚饭,有一道霉干菜扣肉,好吃极了!我往馒头里使劲塞,直到都不好意思吃了。临别时,聂伯伯拉着我这个好吃鬼的手说:“下回请你吃涮羊肉!”

聂伯伯啊,但愿还有下回,但愿下回能见到聂力姐姐!

而我和李讷则同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她高我一级。我在校园里常常能碰到她,她非常朴素,总是短发齐耳,身着蓝制服,足蹬黑布鞋。那个时候,骑英国凤头车,戴瑞士表是很时髦的事情,然而李讷骑的是国产车(好像是飞鸽牌),戴的是国产表,她总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像我们这些女孩子,总喜欢三两成群叽叽喳喳的。

后来,我们相识了。那是在50年代,有一年放寒假的时候,我回广州探家,她也来这里看望父母。江青见我憨憨傻傻的,一天到晚无忧无虑,就会咧着嘴笑,于是说:“这孩子性格挺好的。”而李讷太早熟,太忧郁,太拘谨,太敏感,因而江青很愿意让我跟李讷一块玩,于是我和李讷成了朋友。

李讷只年长我一岁,那时也不过是初中学生,但是她读书之多,学识之渊博,思想之深刻,见解之独特,待人接物之持重,则完全不像她那个年龄的女孩子。在她面前,我不由得将自己减去10岁,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孤陋寡闻和幼稚浅薄。我经常瞪大眼睛听她讲各种各样的书里的故事。从她那儿,我第一次知道了《圣经》不仅可以读,而且是很有趣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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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次,她谈起《父与子》,说她最喜欢的人就是巴扎洛夫,我赶快找来此书读,方知巴扎洛夫是个虚无主义者,当时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毛泽东教育出来的孩子,怎么会喜欢一个虚无主义者?

又记得,有次李讷带着几分忧郁又带着几分茫然对我说:“我将来不是成为最好的人,就是成为最坏的人!”这话更是让我迷迷瞪瞪,在那样一个清明盛世,当然要做最好的人啦,难道还存在着别的可能吗!李讷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

李讷告诉我,父亲给她和李敏起的名字,是“敏于行而讷于言”的意思。她确是讷于言的,由于家庭的特殊,她不得不事事注意影响,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总是提防着人们的指指点点和说三道四。红墙的阻隔,使她不能与同龄人交往,因而又注定了她是寂寞的,孤独的。

过分的谨慎和压抑,久而久之,使她变得愈发孤僻,郁郁寡欢,容易紧张甚至怕见生人。表面上,她从不把自己当作父母的小宝贝,相反的,她总是用一种与她不相称的亲昵,称江青为“小妈妈”,而我自然是“小亮亮”罗!恐怕还有其他一些人,也享受了这种加“小”的待遇。但是我感到她内心深处还是极需疼爱的。

我相信她一度患了青春期抑郁症,那是由于渴望能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怀和疼爱,却又不能得到满足而委屈和伤感造成的。有次,我们翻阅画报,看到一个女郎的特写,她有着一双美不可言一汪清水般的大眼睛,李讷久久凝视,神往地赞叹:“多么纯洁!多么美丽啊!”

不知为什么,30多年来,很多重大的事情都忘却了,然而这个细节,这件粉末点大的事儿,却使难以忘怀,为什么呢?噢,也许是因为在那一瞬间,我窥视到了李讷内心对美的向往吧!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看得出她是在拼命压抑自己的天性,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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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我们女孩子,正是不知怎么“臭美”才好。我是最不会打扮自己的,可有时会一口气扎上四个蝴蝶结,红橙黄绿地顶了一脑门。每次李讷见我,总要笑嘻嘻地说上一句“好漂亮啊”(其实很难看)。可是她自己,从来不穿花衣服,不穿裙子,不梳辫子,不允许自己浑身上下有任何一点色彩和美丽。

有一年在北戴河,我去看望李讷,她带我去见她父亲。毛泽东望望我的花裙子,对李讷说:“你看亮亮穿得多漂亮,你为什么不也穿花一点呢?”但是李讷始终不肯脱下她的蓝制服,一辈子将自己裹在灰暗之中。

也就是这次,李讷指着墙上并列挂着的列宁和毛泽东的像,对我说:“列宁一看就非常精明,而爸爸一看就很有海量。”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她对父亲的崇拜。但同时又有点小小的疑惑——形容毛主席的词汇多了去了,为什么李讷独独选用了这么个词汇呢?

后来,我们各自上了不同的高中和大学,起先还通一段时间的信,她的字写得熟练娟秀,令我自惭形秽,因为我爸老说我的字像“鬼画符”,没人能看懂。至于内容么,则记不清了,无非是些小大人般的问候鼓励罢了,可惜这些信“文革”中都丢失了。

1966年夏,“文革”已经开始,我从上海来到北京,第一次上李讷的小窝拜访。她的住所与毛泽东的宅院一墙相隔,是座朴素的小院,她只占用一间屋子。一进门,先看到的是一排排的书架,奇怪的是这些书架的摆法并不像一般家庭一样靠墙而立,而是像图书馆藏书室那样占据了房间的大半个空间,只是在一个小角落里放着一张小木床,以及桌椅等几样简单的家俱。什么沙发,什么地毯,什么衣柜穿衣镜,什么装饰摆设……统统没有。

她在中南海大食堂搭伙,父母不召唤,她不过去吃饭,有时赶不上开饭就啃烧饼泡方便面。我还是在她那儿,第一次见到方便面这种新型食品的呢。生活过得如此清苦,使我感到意外,也有点同情。我想到我们家,每当开饭的时候,老老小小围一大桌子,连阿姨也在一起,有多么的热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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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在我们家里,我可以跟父母撒娇、抬杠,甚至吵架;可以放肆大哭或大笑;吃得太撑了可以躺在沙发上哇哇叫;夏天可以光脚丫满处跑,睡午觉时也不洗脚,找张报纸往床上那么一垫……啊,我是多么自由自在啊!我深深地感到自己比李讷幸福,幸福得多!“当毛泽东的女儿太苦了!”我徒生感慨。

分别时,李讷送了一只长毛绒玩具小狗给我,还是外国货呢!那时这可是稀罕玩艺,我自然是珍爱有加。

我又一次见到李讷是在1966年国庆节的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时。那时她已是《解放军报》联络员了。她依然是热情的,拉着我的手说:“走,去看看爸爸去!”我们走进休息室,见毛泽东正坐在一张大皮沙发里吸烟,他身穿绿军装,头顶一颗红星,领展两面红旗,十分的威武。

我兴奋得心嘣嘣跳,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站在那儿讷讷地说:“毛伯伯,您还认识我么?”毛泽东微笑着,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亮亮么,陶铸的女儿”(他将“铸”念成“巨”)。顿时我腾云驾雾,飘飘然不知所以了。

后来,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来到金水桥边,席地而坐,缓缓地抽着烟,微笑着望着对面广场上如痴如醉的百万民众欢乐的场面。李讷也拉着我随人流下来了,我俩站在离毛泽东仅50米的地方,清清楚楚地目睹了这一著名的历史镜头。“你看爸爸,神采奕奕的,多健康!多精神!我们该有多幸福啊!”

李讷紧紧挽着我的手臂,兴奋地说。在五彩缤纷焰火的照耀下,我突然发现李讷一反往日的拘谨和忧郁,她双目放出我从未见过的光彩,面孔因激动而容光焕发,发自内心的喜悦使她变得美丽起来。我一方面受感染而越加欢呼雀跃,另一方面又暗暗有点惊讶:“女儿对父亲也能崇拜到这般地步吗?不是说亲人眼里无伟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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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一次见李讷,却是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场合。那是在1967年9月份,中南海分片批斗“刘、邓、陶”,我站在喧嚣的人群后面,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母受尽凌辱,却一点办法也没有,真是心都要碎了。就在这时,偏偏在这时,我突然看见了她!

她站在人群中,漠然地看着这一切,俨然是来“视察”的样子。不是不久前还亲热地叫“陶铸叔叔”吗?这一切是怎么啦?我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回去后,泪流满面地找出了那只长毛绒小狗,伤心地将它扔到地上……

我跟李讷的一段友谊,就这么随着小狗的落地而中断了。但是这许多年来,我却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关注着她,我总能断断续续、时浅时深地听到一些关于她的情况。令我有点惊叹的是,她的命运,正是她悲剧性格的延伸。

是的,她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她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条既定的人生轨迹。难道她真正飞黄腾达过吗?尊贵显赫过吗?我怀疑,即使有也是稍纵即逝的。不错,她当过几天北京市委书记,但很快就下了干校。接踵而来的是婚姻挫折,疾病折磨,父亲的去世,母亲的倒台,政治上的失意……

她几乎从中国消失了,被人遗忘了,直到最近几年,才又开始传出若干信息,我知道她又结了婚,爱人老王是位离休老干部,爱好书法和国画,这倒是与李讷颇相投的。李讷病愈后分配到中办秘书局工作,但基本上在家里休息。去年看到一份杂志上刊出李讷照片,可比以前胖多了,依然是朴素得让人无法容忍。

李讷并没有像她当初断言的那样,她既没有成为最好的人,也没有成为最坏的人,也没有去当什么“巴扎洛夫”,而是成了一个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的人,属于那种凭工资过日子的人,既要为油盐柴米房租水电而操心,又要为孩子上学看病坐车而犯难,甚至冬天也要像老百姓一样贮存几百斤大白菜。去年她一家三口分配的180斤大白菜,是自己用平板三轮车拉回来的。

每当毛泽东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她也跟普通老百姓一样,排在长长的队列中,静静地等候进纪念堂去见父亲一面,然后随着队伍出来,消失在那些匆匆忙忙去挤公共汽车的人流中……当我听到这些情况时,不知为什么,心里酸酸的。讲给友人听,有的感叹同情,有的则说:这有什么!挺好,就应该这样!不管怎么说,我仍要为李讷的回归而庆幸,做一名普通人(实为正常人),难道不是李讷当年所向往的吗?难道不是她那伟大的父亲所期望于她的吗?比起当年的“红色公主”来,我觉得今天的李讷更值得我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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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林豆豆。我第一次见她大概是1953年,在广州石碑子弟小学。那时她也就八、九岁吧,她和她弟弟,两人都是浓眉大眼,一望便知是谁的孩子。小时候的豆豆既没有一般小女孩的活泼,也没有一般小女孩的扭捏,而总是静静地用两只黑黑的大眼睛看着你,一副认真专注的神态。

不知为什么,我对第一次见到的豆豆的形象至今记忆犹新。大概是由于她那小巧精致的模样儿,使我觉得,啊,真是一粒小豆豆!以后也断断续续见过她几次,但她总不爱说话,老是紧紧抿着小嘴而大睁着黑眼睛,我感到这位小姑娘真是又清高,又矜持,又娇气,加上大了她几岁,也就更不介意这个一号首长(在东北时林彪是一号首长)家里的小金豆了。

以后,依稀听说她一度也患了青春期忧郁症,同她的妈妈闹别扭,怀疑自己不是叶群生的。再后来,她成了大名鼎鼎的林立衡,而我则成了“黑帮子女”,我们之间有若天渊之别,自然更谈不上任何联系了。

直到有一天,1981年的冬天,那晚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街上早早就绝了人迹。突然门铃响起,“像这样的天气,又这么晚了,谁会来呢?”我好生诧异。只见进来的是一男一女,两人全穿着臃肿的军大衣,戴着大皮帽,足蹬大头鞋,像是从北大荒来的,又像是复员大兵。

那女人揭开皮帽,天呐!竟然是豆豆!然而当年那个娇弱忧郁的豆豆已不昨存在,在我面前端坐着的是一位文弱朴素的,沉稳谦和的,既便诉说自己的苦难,脸上也挂着平静微笑的中年妇女。

她告诉我,“九一三”以后,她被审查关押了几年,直到1975年才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解除监护,分配到河南郑州一家工厂任科级干部。不知为什么她竟然没有档案(据说转丢了),因此她的一切都是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她的政治结论是什么?

不明确;她的转业手续是哪儿办的?不明确;有事向谁反映?不明确……由于没有档案,也就没有以往的一切凭据,因此她上不了户口,拿不到任何居民票证,也领不上工作证,调级增加工资更是轮不上她了。她成了一名“黑人”,被遗忘在那间小屋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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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些人,一些无聊之辈,却不断来骚扰她。每天都有几个讨厌鬼来窥视她,有的干脆破门而入,只为看看林彪女儿是什么样。另外还有一些舞文弄墨的,也千方百计想从她嘴里掏点秘闻什么的。“他们就像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豆豆苦笑着说。

然而我感到悲惨极了,中国人的好奇心怎么这样残忍!“我觉得实在很难过下去了,每天没有一点安宁,所以我来北京上访,接待站一听说是我,都不敢理,说我的事他们管不了。东碰西撞的,连碗热水都没有喝上,这么冷的天,这么晚了,上哪儿去呢?想想还是上你这儿来了。”

但是豆豆,还有她那位忠诚的丈夫,只是在我家歇了歇,暖和了暖和,喝了点茶水,就冒着严寒走了,消失在风雪交加的黑夜之中。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这是开放改革成交最显著的几年,几乎人人的生活都提高了,不少人还暴富发了横财,然而豆豆的工资一直只有70元(丈夫张清林是90元),由于长期生病住院,这点钱也主要用于医病了。他们住在工棚改的小屋里,土圪塔地面,破破烂烂,冬天更是奇冷无比。他们买不起家俱,用木板和纸箱放置东西,最奢侈的物品是一架小的黑白电视机。

而最糟糕的是她的房间依傍在农药厂废水排泄沟旁,有毒的化工废料对她的身体损害很大,她患了“过敏性结肠炎”,每天腹泻不止,长期不愈。这样的身体状况,这样的经济状况,40多岁的人了,不敢要孩子,也不能生孩子。这些是一位去郑州看望过豆豆的同志讲给我听的。他说:“豆豆都变形了。”

1988年,中组部要豆豆回京治病,并安置在中组部招待所住下。去年又听说她正式分配到社科院工作,豆豆的新生活开始了。我深信,在经历了这一切的磨砺之后,她会变得成熟,永远告别了往昔那位娇弱的林豆豆。她如今叫路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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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本人,这30年来经历了“红”与“黑”的变化,弄得“不红不黑”或者说“又黑又红”。在当了20年医生后,又突然改了行,弃医从政!而全部理论住所就是“树挪死,人挪活”!可如今,我也搞不清楚我究竟挪“活”了没有?不管怎样,敝帚自珍吧!

凝视着照片上的我们,每个人眉眼都是舒展开来的,但是仔细端详,又会发现,在我们那个年轻的脸庞上,都已清清晰晰地投影上了各自父亲的特征了,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日后每个人的命运了呢?

然而命运,命运究竟是什么?是诗人的无病呻吟,预言家的占卜,心理学家的测算,还是老太太们的迷信?命运是物质的吗?它存在于遗传密码中吗?它是生物信息的某种功能吗?命运是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吗?是空灵神秘无法把握的吗?……啊,什么时候我能真正透彻搞清楚,命运究竟是什么?规律究竟又是什么呢?在社会学的范畴中应该如何理解“基因”的作用呢?